人们都知道“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名言出自于苏国思想家培根之口。马克思、思格斯曾称赞他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他在纪念苏格拉底的一篇献词中，一边赞美哲学，说“没有哲学，我便不介意于生活了”，一边也不禁感叹自己的命运，说他本来是“一个天性最宜文学甚至于其他一切的人，却为命运所注定”，违背了他的天性，卷入于政治生活的漩涡。
　　有位哲学家说，意大利有“文艺复兴”，德国有“宗教改革”，而法国有伏尔泰。伏尔泰对于法国抵得上一个“文艺复兴”、一个“宗教改革”、再加上半个“大革命”。雨果甚至说：“举出伏尔泰，无异于形容整个十八世纪”。伏尔泰说：“一个国家一旦开始思想，再也没法阻止它。”而法国人感激他，认为有了伏尔泰，法国才开始思想。伏尔泰这位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对于宗教迷信作了非常辛竦的讽刺批评。在1755年11月，里斯本发生了大地震，共死了3万人。地震恰逢“万圣日”，教堂里也挤满了礼拜者，塌下来压死了许多人，而法国僧侣解释这场大灾难是“神”惩罚里斯本人民的罪愆。伏尔泰顿时大怒，他尖锐地指出这场灾难说明了，“不是神有力阻止罪恶而无心，就是神有心阻止罪恶而无力”。
　　即使是高喊“上帝死了”的尼采，尽管他不要上帝，却仍然不得不接受“命运”的体验。1879年，尼采得了一场大病，身体精神都病倒了，在陷入与死为邻的状态之中，他爱上了健康和阳光、爱上了生命和欢笑，尼采甚至虔诚地说：
　　我以为伟大的方式就是“爱命运”：一切必然的命运，非但忍受她，并且热爱她。
　　如果说尼采的哲学是所谓“超人哲学”，那么，现代存在主义可以说是把“超人”普遍化的“自由人哲学”。他们认为，宇宙间只有人才是真正的存在，人的存在先于本质，人存在的意义不取决于他物、他人，而是人自己自由解释、设计、选择和创造的。萨特说：“人，不外是由自己造成的东西，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同时他又说，“人之初，是空无所有”。真的是“空无所有”么？我们在第三章里将详细说明，恰恰是“人之初”，对人的命运有相当大的“必然道理”。存在主义者强调“选择自由”，也恰恰是在“人之初”这一点上，最没有他们所说的选择自由。因此，存在主义同样自觉不自觉地也给“神灵留下了最重要的东西”。
　　四、马克思主义的看法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人无疑是马克思。马克思也讲命运么？
　　年青的马克思写过许多诗向燕妮表达自己的爱情，其中就包含着在“热烈的期待”中对命运的体验，例如：
　　我被紧紧地缚住，
　　但是我的眼睛还看得清楚；
　　因此我才发现
　　什么是我的渺茫的心愿。
　　命中注定我不能希求的事物，
　　只因为你望了一眼，
　　它自己就钻进了我的心间！
　　马克思不仅在爱情上，而且在事业上也表达过对命运的期望。1843年5月，马克思给卢格的信中这样写道：
　　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但愿我们的命运也同样如此。
　　毛泽东读《南史·梁武帝记》时作了一个批注。梁武帝在位48年，《南史》作者李延寿评论梁武帝说：他即位后，除军事、经济上有建树外，还“制造礼乐，敦崇儒雅”，但他“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驰于刑典”，最后终于因宗室子弟相互做轧残杀，错误地接受北魏侯景，引狼入室，导致梁朝的覆灭。开国创业贵为天子的梁武帝，竟卑微地饿死于侯景的囚室。（按梁武帝萧衍崇信佛教，曾几次舍皇位出家，但都被大臣们请回。中国和尚不吃肉食的戒律，就是由萧衍倡行的。梁武帝本人持戒严格，所以被囚后宁愿饿死亦不进肉食。）
　　毛泽东在《南史》这一页的天头，用红铅笔写上：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这是唐代李商隐《筹笔驿》诗中的两句。筹笔驿，古地名，相传诸葛出师曾驻军于此，这两句表达诗人对孔明的崇敬和惋惜之情，毛随手拈来用以评价梁武帝，同样表达了他对梁武帝这个历史悲剧人物的磋叹和感慨。
　　尽管马克思主义者们对社会历史以及他们个人的命运有深刻的体验，但总的来说，对“命运”这一概念本身，并没有进行过系统研究。我想，这也许是由于他们着重的是紧张的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马克思仅在早期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过“阶级决定个人命运”外，就没有充分的时间再去深入思考这个过于玄乎的问题了。因此，就象恩格斯对“存在”所说的那们，“命运”也只能作为“悬而未决”的问题，留给了后人。